何谓“仁”

本文摘自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教授”苏格拉底与孔子言说方式的比较”一文,原文较长,其中这一段对于孔圣人及其学说之思想核心——“仁”的细述让小生进一步加深了对孔子的的理解。不敢独享,摘出来转载给大家。——小生言

    孔子在《论语》中与他的弟子们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仁”的问题。这个“仁”,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是孔子与弟子们的这些讨论,都是建立在没有给“仁”下一个明确定义的前提之下的。究竟什么是“仁”,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在《论语》里面,孔子的弟子一共问了七次“仁”,但是孔子的回答每次都不相同,他不去追求一条要永远站得稳的原则。在《论语》中,问“仁”的意思,根据我们的体会与孔夫子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来都不是限于问什么是“仁”,而是比较笼统的问关于“仁”方面的事情。

    樊迟问“仁”,是不是樊迟想给“仁”作一个定义呢?其实没那么回事。樊迟想要问的是关于“仁”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由此我们才能够理解孔子对这样一些提问的回答为什么那么多种多样,而且经常把不同层次的事情混在一起。我们可以索性再仔细看看。第一次是颜渊问“仁”。孔子的回答有三句话,这三句话代表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句话是:“克己复礼为仁。”这一条是不是“仁”的定义呢?是不是说只有“克己复礼”才是“仁”?或者说所有的“仁”都是“克己复礼”的呢?也不是。这样一个回答类似于美诺对苏格拉底什么是美德这个问题的回答,但是美诺这样回答还有想穷尽一切列举的意向,而孔子没有这种欲望,他不想穷尽凡是与“仁”有关的一切场合,他只提出一个“克己复礼为仁”。第二句话是:“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句话回答的问题就更加不是回答什么是“仁”的问题了,而是说一旦你做到了“克己复礼”,就会怎么样。他所说的这个问题是怎么样才能使“天下归仁”。这个回答是跟前一个回答不一样的,前一个回答提出了“仁”的一种情况,就是“克己复礼”,而第二个回答是一旦这样了,就会怎么样。还有第三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是第三个层次,它所要谈的是你要成为一个仁人,你的根基何在?你是由自己使你成为仁人,还是由别人使你成为仁人的呢?这三句话连贯起来看,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劝说,而不是证明。这三句话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是“仁”,而是为了劝说颜渊做一个仁人。

    颜渊问“仁”,于是孔子就获得了一个机会,趁机就可以对颜渊讲为“仁”的道理,劝他为“仁”。劝说当然也有一个内在标准,但这个内在标准不是体现在言说本身,而是包含在一问一答的意思后面。他们在讨论“仁”,讨论后面的意思包含的一个前提,就是讨论的双方都想成为“仁人”。颜渊问“仁”不是想弄清什么是“仁”,而是想知道怎样才能做一个“仁人”。孔夫子就告诉他,你应该这样,这不是证明,而是劝说,是劝说你要这样去做。所以问“仁”,它本身就意味着一个人想要“仁”了,而去问怎么做。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对话就根本不成立。所以孔子的教导只对于那些想要成为仁人的人才有意义,而对那些甘做小人的人来说,不存在他们对话的基础。颜渊听了上面的三句话,还不满足,于是就继续探问具体的实施方法:“请问其目”,孔子就告诉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说把视、听、言、动,你的一切行为都落实在一个“礼”上来。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他为什么不说非礼勿想?非礼勿想是一切视、听、言、动的出发点,为什么他不说呢?这个问题并不复杂,非礼勿想是用不着说出来的。如果连这点都还有疑问,那么双方就没有共同语言了。《论语》的很多地方都是以骂人而告终的,骂人家“不仁”、“小人”、“德之贼”。所以一个人想要“仁”,是构成他们一切对话的潜在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却不能自成为讨论的对象。“仁”是孔夫子一切对话的根本与前提,如果你问孔夫子为什么要做仁人,那孔夫子就要骂人了。因为这个问题在孔夫子看来是没有道理的,它是不能讨论的。言说的标准是有的,但是它不进入言说之中,而是在言说之外,成为言说的前提,它不受到言说的检验,它不是一个未定的需要言说加以探讨的问题,而是不容探讨的。

    仲弓问“仁”。孔夫子的回答仍然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主要是指“仁”在外部表现出来的举止,“出门”应该怎么样,“使民”应该怎么样。第二个层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的一句名言,指的是人的主观对他人的态度,即人相互之间关系,你不想要的事情不要加在别人身上。这不仅仅是一种外部的举止,而且是主观对他人的一种态度。第三个层次:“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指的是内心的一种心境。这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外部的客观的态度,第二个是主客观的即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第三个是内心的心境。这三个层次同样也没有给什么是“仁”下一个定义。此外,在这三个层次中,孔夫子没有指出这样一些特征、标志和层次,到底哪一个层次是根本性的。其实,孔夫子认为,第二个层次是最根本的。他曾经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成是“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至于“出门”应该怎么样,“使民”应该怎么样,“在邦”应该怎么样,“在家”应该怎么样,这些都不重要。

    再看看司马牛问“仁”,他的回答只有一句:“仁者,其言也。”就是说,仁人说话是不太机灵的,说话笨一点就是“仁”了。司马牛就发问了:“其言也,斯谓之仁矣乎?”意思是,说话笨一点,这就叫“仁”了吗?孔子的回答就更加答非所问了:“为之难,言之得无”,乎?”意思是,做起来很难,说话能不迟钝吗?这个回答可以说是驴唇不对马嘴的,同时这句话本身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说得容易,做起来很难;或者做起来很容易,但是说不清楚,这种事情太多了。孔夫子在这里似乎是不太讲道理的,有的注者这样解释:孔子这么说,是针对司马牛多嘴的缺点。但是从言谈本身来说,司马牛问的是“仁”,而不是什么小事情,你怎么能把多嘴随意上升到如此高度呢?迟钝还是多嘴并不是“仁”的根本问题。所以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对话,但实质上它只是一番教训。

    再就是樊迟问“仁”了,樊迟一共问了三次“仁”,每次得到的回答都不同。第一次是在《论语》的“颜渊”那一章里,孔子的回答只有两个字:“爱人”。但是这样未免太简单了,“爱人”,根据孔夫子的精神,爱什么人,怎么去爱,都应该有所交待,不能够仅仅用“爱人”两个字就把“仁”概括了。例如墨子也讲“爱人”,并且是“兼爱”,什么人都爱。孔夫子跟他是不一样的,孔夫子不主张不分彼此来爱一切人,他主张爱有差等,首先爱你的父母,然后按照亲疏关系才能一级级爱下去。单纯讲“爱人”两个字,不是孔子本身的思想,但是他在这里的回答只有这两个字。而且孔夫子在别的地方还说过:“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意思是,“仁”的人应该厌恶那些不“仁”的人,并且不让那些不“仁”者把不“仁”加到他的身上。为了“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仁”者实际上是可以“恶人”的,甚至可以恨人。所以“爱人”根本不能概括孔子的意思,孔子的“仁”除了“爱人”之外,还可以“恶人”。樊迟又第二次问“仁”,孔夫子又是另一种答复:“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如同前面讲的教训司马牛多嘴一样,有人据此以为,孔子认为樊迟害怕力行而有意敲打他。樊迟第三次问“仁”,孔夫子答道:“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前三句没有什么新意,最后强调到了外国也不可放弃。这是否暗指樊迟朝三暮四,不能坚持,也只有他们两人知道。这种需要在具体情况下才能领会的对话,《论语》中还有很多。但时过境迁,这些文字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猜测,有的人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加以解释,这就使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很多疑问。我们读古书,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因为说这话的语境已经时过境迁了,我们既不知道樊迟是怎么样的,也不知道孔夫子当时的心情怎样,所以很多注释就永远解释不清楚。

    最后我们看一看子张问“仁”,孔子的回答是:“恭、宽、信、敏、惠,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对这五个字还加以具体解释:“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当然是经验之谈,而且是非常实用的。但令人奇怪的是,子张问的是“仁”,而不是什么实用哲学。如果“仁”仅仅被理解为这样一些有用的品质,那么这种回答就是恰如其分的,但对孔夫子来说,这些品质跟利未免结合得太紧了一点,这跟孔夫子的原则——君子言义不言利,是直接相冲突的。为什么要这样回答什么是“仁”呢?有人解释,孔夫子并不是把这些品质归结为“仁”,而是针对子张这个小人。子张是个小人,他“仁”,孔夫子便诱之以利害,以小人能理解的语言来引导他。

    孔子的标准则始终在内心,没有说出来,一切可以说出来的标准都是相对的、不确定的、不可依靠的。所以孔子的话我们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我们必须要悉心领会。但在《论语》中也有说得明确的话,这样的话有两句。一句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夫仁者”这样一种句式,就是下定义的方式了。什么是“仁”?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定义。有的人也把它解释为孔子对“仁”所下的最确切的定义。另一句是有子概括出来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这句话也被称为孔子的“仁”的标准,孔子就是用“孝弟”来衡量“仁”。前一句我们看成是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反的说法,就是说你想做的事情也要让别人做。但这两句话的根据,还是“爱人”。然而“爱人”有差等。这个差等又要以“孝弟”作为标准。所以“孝弟”,即亲亲之爱,才是最根本的。但是,反过来问一下,是否一旦“孝弟”了,就能够做到“爱人”、“立人”或“达人”了呢?这倒未必。当然爱自己的父母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是也能爱别人呢?孔夫子就说,你的父亲如果偷了羊,你也必须“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你的父亲偷了羊,这本来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别人追究起来,你要为自己的父亲隐瞒,否则,你就不爱你父亲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父子之间要相互帮助隐瞒,这是“孝弟”的一种方式。但很显然,这种方式是制造纠纷的一条原则,为了爱自己的父母而与别人争斗,在生活中是很常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谈得上“爱人”、“立人”和“达人”呢?所以孔子的“仁”在根本上不是一个普遍的人性标准,而是一条引起家族纷争的相对性原则。而引起家族纷争也就必然导致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需要有一个最高家长,也就是专制君主。家族起了纷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请父母官裁决。你固然爱你的父亲,但你也爱父母官,你的父母官就是你的“父亲”,皇帝老子就是你最高的“父亲”。所以你除了“孝悌”外,还必须“忠君”,也就是说,孔子“仁”的原则,最终会导致专制君主。这样一条原则如果扩展到世界,那就导致天下不能有二主,引发国际纷争,所以中国社会在这条原则下,就产生了对专制君主的绝对需要。在言说方式上,就导致话语权威。话语权威表现为,以一己之欲,强以“立人”和“达人”。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所以你也必须这样做,我是为了你好。在话语权威里,虽然看起来是很温和的,没有任何强制性,但实际上背后有很大的强制性。而以“一己之欲”,强以“立人”和“达人”,这个标准始终隐没在话语背后,这样一来,在谈到伦理道德、法律和政治问题的时候,整个言说在语言中就找不到任何标准。 

小生

2010.4.20

逍遥小生

逍遥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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