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之功与过

    众所周知,斯大林作为列宁的接班人,为全球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不可否认,他同样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想,读历史还是要看第一手资料,也就是历史本身。所以小生尽可能的减少解说,只是把这些资料客观的呈现给大家。

1.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

    斯大林去世后  1955年3月14日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向苏共中央报告,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1-2月间,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而由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达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

 

    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  2月9日,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此前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令人震惊还有如下统计数字:1935-1940年,因被指控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遭到逮捕的苏联公民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镇压主要集中在1937-1938年(逮捕1548366人,处决681692人)。大清洗的浪潮波及到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镇压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还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报告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

2.令人听之胆寒的史实,被斯大林大清洗所害的高级领导人:

    1917年8月俄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领导十月革命的中央委员会。在21名中央委员中,被逮捕处死的有别尔津、布哈林、布勃诺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米柳亭、李可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等10人,还有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遭迫害的占到一半以上。

    1922年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出27名中央委员,其中遭迫害致死的有16人,他们是:布哈林、泽林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科罗特科夫、奥尔忠尼启则(自杀)、拉狄克、拉科夫斯基、鲁祖塔克、李可夫、萨普龙诺夫、斯米尔诺夫(死于狱中)、索柯里尼柯夫、托姆斯基(自杀)、托洛茨基(遭暗杀)、邱巴尔。此外,彼得罗夫斯基被逮捕,后获释。遭迫害的占到60%以上。  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即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后选举产生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逝世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

    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一些曾积极参加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斗争,并得到提拔的政治局委员也遭镇压。仅1937-1938年就有5名政治局成员遭逮捕,全被处死。   政府机关也遭到无情的清洗。列宁主持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就有9人(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陆海军人民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克雷连柯、德边科、农业人民委员米留亭、劳动人民委员施略普尼科夫、司法人民委员洛莫夫、粮食人民委员泰奥多罗维奇、邮电人民委员格列鲍夫-阿维洛夫)在这次清洗中被镇压,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1933年以前逝世。活过这场灾难的只有斯大林一人。   1930年代,苏联有5名元帅,除了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外,其他3名遭镇压。他们是图哈切夫斯基、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和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

    对红军将领的镇压规模十分巨大。被枪杀的有: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全部4名海军高级将领;全部6名海军上将;15名海军中将中的9人;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和副政委;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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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数据,小生不想评价什么,只是附上毛主席对斯大林的评价吧:

(尤金是苏联驻中国大使,以下文章是尤金记录的其与毛主席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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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与毛泽东的谈话备忘录 (1956年3月31日)

    毛泽东说中共出席二十大的代表团成员曾向他谈过一些关于二十大的工作情况,并带回一份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现在这个报告已经译成中文,他已了解报告的内容。在谈到斯大林的错误时,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路线虽然基本正确,但在个别时期,他,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在1926年,斯大林在自己的讲话中过份夸大了国民党的革命能力,把国民党说成是中国主要的革命力量。

    在1926年,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依靠国民党,把国民党看成中国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斯大林说,应该依靠国民党,跟随这个党,也就是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共产党应服从国民党。这是一个大错,它束缚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把群众吸引到共产党方面来的独立工作。 毛泽东继续说,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共产国际实际上的领导人,他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这些错误的和不正确的指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斯大林不考虑中共中央的意见。在那个时候,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经常与斯大林会见,并片面地向他报道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斯大林显然认为只有王明是中共中央意见的唯一表达者。

    毛泽东从整体上评价共产国际的活动时指出,列宁在世时,共产国际在团结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方面,在建立和巩固各国共产党方面,在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方面,发挥了卓越的作用。然而这是共产国际活动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后来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等之类的“活动家”来到共产国际,他们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信任王明胜过信任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最后一段工作时期,特别是季米特洛夫在那里工作时,有了某些改进,因为季米特洛夫依靠我们和相信中共中央,不相信王明。然而,即使是在这段时期,共产国际也犯了不少错误,如解散波兰共产党等。毛泽东说,这样看来,共产国际的活动可以分出三个时期,其中第二个时期最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最大。然而遗憾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最关注东方。毛泽东指出,可以坦率地说,当时中国革命的失败,除了其他原因外,也是共产国际不正确的、错误的活动的结果。毛泽东指出,因此,坦白地说,得知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是满意的。

    毛泽东接着说,在以后一段时期,斯大林也不正确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他仍然相信国民党的力量胜过相信共产党的力量。在1945年,他坚持主张与蒋介石分子讲和,坚持主张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坚持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不知为何以“俄共(布)”名义发来(实际是斯大林发来)的秘密电报,电报坚持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原本反对前往,因为预料蒋介石会挑衅。毛泽东说,但我不能不去。因为这是斯大林的坚决要求。

    1947年正当反对蒋介石分子的武装斗争十分激烈,正当我们的部队不断取得胜利时,斯大林却坚决主张同蒋介石缔结和约,因为他对中国革命的力量抱有怀疑。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也就是革命已经胜利以后,在斯大林心里仍然保留着这种不信任。斯大林的不信任和怀疑态度可能是由南斯拉夫事件引起的。毛泽东带有几分气愤地说,更有甚者,当时有许多议论,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什么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我对毛泽东说,在我们党内不曾有过这种情绪和这种议论。

    毛泽东继续说,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左翼社会党人,鼓吹“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的说法,而且大加吹捧,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当时显然不相信我们,而资产阶级和工党党员对“中国的南斯拉夫道路”抱有幻想,只有一个蒋介石为毛泽东“辩护”,叫嚣资本主义大国无论如何不要相信毛泽东,说“他不会偏离自己的道路”等等。蒋介石的这种举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太了解我们,他和我们不只一次打过交道和作战。  毛泽东接着往下说,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也表现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我们去莫斯科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时至今日和国民党的条约在法律上继续存在?条约问题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发展前景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毛泽东说,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交谈时,我提出以国家名义缔结条约的建议,而斯大林避不作答。第二次交谈时,我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并给斯大林看了中共中央有着同样的关于缔结条约的要求的电报。我建议为了签订条约将周恩来召至莫斯科,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却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他说,“那样作不妥,因为资产阶级报刊将会大肆宣扬,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在莫斯科。”后来斯大林回避和我的任何会见。

    我这一方面曾试图打电话到他的住宅和他通话,但回答我说斯大林不在家,并建议我会见米高扬。毛泽东说,所有这些令我很不高兴,我决定再也不作什么,并在别墅里权且度日。后来发生了与科瓦廖夫和费德林的不愉快的谈话。他们建议我去国内游览。我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并回答说,我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毛泽东继续说,过了一段时间,有人把经斯大林签署准备交付报刊发表的我答记者问的草案。这份文件报道了在莫斯科正在进行有关缔结中苏条约的谈判。这已经是向前迈出的重大的一步。毛泽东说,可能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在改变斯大林的立场上帮了我们,他们于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以后,开始了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参加的谈判。在谈判时,按照斯大林的创议,他们试图让中长铁路归苏联独家拥有,然而,结果通过了共同经营的中长铁路的决定,此外,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港海军基地,在中国开设四个合营公司。

    毛泽东说,按照斯大林的创议,东北(满洲)和新疆实际上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坚持要求,这两个地区只允许中国人和苏联公民居住。其他外国的代表,包括长期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捷克人、波兰人和英国人,应该从那里迁移出去。斯大林唯一避而不谈的是朝鲜人,他们在东北有150万人。斯大林的这类贪求令我们不能理解。所有这些也给资产阶级报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提供了口实。毛泽东继续说,实际上在谈判过程中,围绕这个条约进行了真正的交易。这是一种很不光彩的作法,它鲜明地反映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怀疑。 毛泽东提醒我,当我(尤金)来到中国时,他曾坚定而特意地建议我在全国旅行一次。就此我向毛泽东叙述了从中国旅行归来后和斯大林的一次谈话,当时在场的有几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当时问我,中国领导同志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听到我的肯定回答后斯大林说:“那就好!可以放心了。他们自己成长起来了没靠我们帮助。”

    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表现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不信任。看来,使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稍有加强的重要因素是你(尤金)关于中国旅行的情况报道和朝鲜战争,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动。毛泽东说,由此可见,如果历史地看待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斯大林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便可看出,斯大林曾经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它们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得到特别广泛的流传。1945年以后在与蒋介石斗争的时期,斯大林由于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和过低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曾试图平息纷争。试图限制革命的发展。甚至在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还继续表示对中国共产党人不信任。毛泽东说,尽管如此,我们仍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假如我们动摇和不坚定,那么也许我们早就不在人世了。

    随后,毛泽东转而对斯大林的作用做总的评价。他指出,斯大林无疑是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位优秀的、忠实的革命家。然而,在漫长的时间里,他在自己的大量工作中犯了一系列重大的和严重的错误,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已列举了其中主要的几项。这些主要的错误可以归结为七点:

一、非法镇压;
二、战争中犯的错误,然而主要是在战争初期而不是末期;
三、严重损害工农联盟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关于这一类错误,包括对待农民的错误政策,在赫鲁晓夫同朱德在莫斯科交谈时曾经提到过;
四、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这与非法迁移某些民族有关。毛泽东说,但从整体上看民族政策的执行是正确的;
五、放弃集体领导的原则,自高自大地沉溺于赞扬之中;
六、领导中的专制做法和作风;
七、外交政策中的严重错误(南斯拉夫及其他)。

    毛泽东接着强调,从整体上说,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社会主义阵营从2亿人增长到9亿人,这一事实本身就能说明问题。然而在某些国家某些党顺利前进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他说,将来也可能出现类似的和其他的错误。我指出,像斯大林所犯的这样一些错误最好别再重犯。对此毛泽东回答说,看来还会有这样的错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些错误的出现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因为我们知道,社会是经过矛盾的斗争,新与旧的斗争,新生的与垂死的斗争而发展的。毛泽东说,在我们的意识中还有太多的旧的残余。它落后于不断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落后于存在。

文档档案号:АВПРФ,ф.0100,оп.49,д.9,п.410,л.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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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说:

1.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任何人可以磨灭的,只能由后人评价

2.看历史必须要看第一手资料,而不是听别人讲述的历史,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客观的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3.对于历史,我们应该辩证的看,没有绝对的错,更没有绝对的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是如此

4.没有绝对的朋友,只有绝对的利益

 

小生

2010.4.17

逍遥小生

逍遥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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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1. 清风说道:

    没有绝对的朋友,只有绝对的利益??
    似乎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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